沈占明

　　这些年，有不少案件引发全社会对某个法律问题的热议，如刑事领域的死刑的存废、“碰瓷”的定性，婚姻法领域的夫妻共同债务等，尤其是在法条的立、改、废层面，议论分外激烈。在这些热议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常常是很多群众持比较通俗、激烈的意见，主张重典用刑；而占少部分的法律专家学者持比较谨慎、保守的观点，倾向轻刑宽宥。

　　群众人多，专家人少，但专家的身份优势让人少的声音似乎更大一些。这让群众有些不踏实，担心自己是外行瞎折腾贻笑大方。郭德纲有段相声说：我这个说相声的要是和火箭科学家说，你那火箭燃料不好，我认为得烧劈柴。烧煤的话得选精煤，水洗煤不好。如果那科学家拿正眼看我一眼，他就输了。群众们很担心，担心自己是劝火箭科学家烧劈柴的人。

　　大家多虑了，法律没那么神秘。

　　法律是一门专业学科，的确需要专门的学习才能熟知。尤其是有的领域，比如海商、票据、国私，外行看得一头雾水，自然无法置喙。但很多部门法，比如婚姻、刑法、侵权，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其内容也是把我们身边的规则或理念用法条的形式固定下来，比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养儿防老、夫妻忠诚等等，这些规定一看就懂，不需要查字典，也不需要问度娘。谈论这些问题，未必一定非知道亚里士多德怎么说的，贝卡利亚的书里如何描述，每个人有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完全有权利从自己的角度谈看法。

　　当然，群众中有的出于对坏人的痛恨而过于感情用事的建议的确难以实现，看着解恨，但不是法治的特点。清朝同治年间湖北发生过一起忤逆案，让人震惊的是政府的处理结果：对于不孝的夫妇凌迟，管教不严的族长、四个亲戚死刑，邻居充军，官员撤职，甚至对犯人曾经的师傅都打了八十棍。这样的处理，现在恐怕最激进的群众也会吓一跳。换个角度，专家说的就一定是金科玉律吗？也未必。一遇到争论，有的专家就抛出文明和个案的借口：西方文明国家是怎么做的，我们故步自封是封建残余，是野蛮。或者某某案件属于个案，不具有普遍的典型的意义。什么是文明？社会秩序井然，人民安居乐业就是文明。西方国家认为的文明就是全地球的文明？这个观点不像是有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样子。“个案”理由翻译一下就是：死的人不多，所以我们可以死几个。这个理由特别冷血，完全没有法学家应有的悲天悯人的情怀。每一个无辜的生命都是他（她）家庭的全部，都是我们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都值得我们重视、珍惜、保护。

　　在很多年前，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其中有一句话是：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毛主席的这句话是讲党的领导的，但对于我们的立法工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法律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大家关心它，对它有着很多的期望。我们的立法工作就应该开门立法，代表人民利益，倾听人民呼声。以前的宪法、前几年的物权法都是采取的这个途径，大家反响热烈，集思广益之下，立法质量很高。这些成功的经验是其他法律应该借鉴效仿的。

　　一部法律，没有民意的支持，不可能是善法，也难以得到普遍尊重和有效执行。所以对立法，要提供公平广阔的平台，让每个人能平等地发表意见，声音的大小与身份地位无关。对于海量的意见，汲取中肯的，搁置争议的，摒弃极端的。整个程序走下来，既是一个立法的过程，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对于法治社会来说，这弥足珍贵。

　　（作者系公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