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题：交通事故发生在内蒙古，车主理赔申请中有四笔共计3万元的施救费，是将事故车辆托运到沧州修理厂产生的费用，保险公司对此表示异议——

　　2019年10月30日，马某驾驶拖挂车，沿国道110线由东向西行驶时，车辆发生侧翻，造成车辆、车上货物泄露及路产受损的交通事故。经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公安交警大队认定，马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拖挂车所受损失为：车损195025元、施救费30000元、吊装费25750元、路产损失23200元，共计273975元。该车登记车主为杨某，在某保险公司沧州分公司处投保交强险及不计免赔第三者商业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

　　就赔偿问题，杨某与保险公司对簿公堂。一审法院认为，杨某与保险公司签订机动车保险合同，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具有法律效力，保险公司应按照合同的约定赔付杨某损失，故认定杨某主张的273975元损失属于双方约定的理赔范围，保险公司应予以赔偿。

　　保险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主张施救费、吊装费金额过高，缺乏合理性。沧州中院审理认为，杨某提交的四张沧州某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共计30000元，无法证明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且违背了就近施救的原则，属于扩大损失的范围，对杨某主张的该笔30000元施救费不予支持。

　　说法

　　保险法第五十七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为防止或者减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案涉交通事故发生地点为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国道110线，发生时间为2019年10月30日，杨某提供了2019年11月1日，卓资县新区某汽车施救服务中心出具的一张发票，数额为25750元，并注明“吊装拖车施救费”；杨某另外提交四张2020年3月11日沧州某救援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发票，共计30000元，均注明：“施救费”。杨某主张，第一次施救费是事故现场到处理事故的交警部门停车场的费用25750元，第二次的施救费是将事故车辆托运到沧州修理厂产生的费用30000元。

　　沧州某汽车救援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30000元施救费发票，开具票据时间与案涉交通事故发生时间相差四个多月，该票据无法证明与本次事故的关联性。且施救应体现就近施救的原则，事故发生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在已经产生25750元施救费的情况下，杨某主张由事故发生地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拖回沧州市的30000元施救费用，属于扩大损失范围，保险公司可以拒赔。

　　文章出处：河北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