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末，楚汉相争，生灵涂炭。汉朝建立后，制定了“休养生息”的国策。

　　汉文帝刘恒(生于公元前202年，卒于公元前157年)是汉朝的第四个皇帝，在位二十三年，为政宽仁，励精图治，与其子景帝的两代统治，历来被视为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汉文帝笃信黄老学说，反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因此，汉文帝在“绝秦之迹，除其乱法”的思想指导下，对刑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废除收孥相坐法

　　中国古代盛行亲属株连制度，即连坐，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不仅要对犯罪者本人处以刑罚，还要殃及犯罪者的家属甚至更广泛的范围。秦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孥相坐律令”。

　　公元前179年12月，继位仅月余的汉文帝即下诏召见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御史大夫张苍等人。汉文帝在诏书中称：“法律的作用在于惩治恶人，引导善人。在罪犯已经被处以刑罚的情况下，其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等还要连坐受罚，这是很不妥当的。群臣应当议论一下解决的方法。”

　　周勃等人并不同意汉文帝的意见，纷纷表示：“百姓是不能够自我约束的，必须要通过严酷的刑罚限制他们的行为。当他们知道，如果自身犯法，亲人也将受到株连时，他们才会遵守律令。而且连坐法自古有之，行之有效，以保持不变为宜。”

　　汉文帝不为所动，二次下诏，措辞严厉：“对于公正的法律，百姓是不会触犯的。不公正的法律是害民之法。官吏们有教育百姓弃恶向善的职责，如果使用害民之法，则是官吏们的失职。对于这种残害百姓的暴吏，该如何处置？群臣应当再议论一下解决的方法。”周勃等人立即着手废除收孥等法。

　　收孥法等连坐律令被废除后，当时对于重罪之外的一般性犯罪均不再罪及亲属。

　　废除妖言、诽谤等罪

　　秦律和汉律均规定，对于皇帝不能随便议论，更不能有所怨恨，否则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即使有人不高兴时诅咒天地，由于事关“天子”，也是犯了“民诅上罪”。汉文帝认为，如果推行开明政治，这些阻塞言路的罪名必须废除。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下诏废除妖言、诽谤等罪。诏书中称：“古代圣贤的君王治理国家，在朝堂中同时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向君主进言，让君主听取不同的进谏，使国家日臻昌盛。现在我们的法律不许人议论朝政，长此以往，人们都不敢对我提出意见，我又如何得知自己有没有过失呢？又怎能吸引贤达的人来辅佐我呢？这条法律应当废除。”

　　汉文帝废除妖言诽谤等罪后，又采取了“通治道”等措施，言路广开，政治气氛宽松，大批优秀人才得以被选拔入仕。

　　废除肉刑

　　“肉刑”是中国古代残害肢体肌肤、破坏身体机能的刑罚，包括墨、劓、刖、宫等。这种原始野蛮的酷刑，从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汉初。

　　公元前167年，齐国的太仓令淳于公被判有罪，被押赴长安，即将受肉刑。其女缇萦随父千里迢迢来到长安，冒死向朝廷上书，表示愿意被没入官府为奴婢，来抵赎父罪。

　　汉文帝感于缇萦的孝心，同时意识到，继续使用肉刑，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更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于是，他下令免除了淳于公的刑罚，令其携女归家，并发下诏书：“上古时代，只要在犯罪的人的衣服上画上符号作为侮辱，他们就会羞愧难当，不会再犯。现在我们的法律规定了肉刑，罪犯却越来越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难道不是我德行微薄，教化百姓不力的缘故吗？社会风气的端正，在于我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是否以身作则。百姓犯罪，我们不反思我们的教育不力，只知道对他们施加肉刑，让他们变成残废，丧失了改过自新的机会。这样的做法，哪里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因此我命令，立刻废除肉刑。如果罪犯们服刑期间不逃亡，到达一定年限就可以释放。”

　　黥（刺面·T墨）、劓（割鼻）、刖（砍断脚趾）三种肉刑就此被废除，以剃发、以铁束颈以及笞刑等替代。

　　汉文帝在废除肉刑的诏书中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有期徒刑”的概念。此前所有罪犯的刑期都是无期限的，从这封诏书颁布后，才开始按照不同的罪行处以不同的刑期。

　　据《史记》和《汉书》记载，在汉文帝的一系列法律改革实施后，当时的社会“风气笃厚，禁网疏阔，刑罚大省”，以至一年之中仅“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