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庆峰

　　前不久，山西某医院的一起手术引发高度关注。从北京天坛医院来到该医院对患者进行神经外科支架植入手术的医生，在收取患者家属准备的1万元现金时，被家属录像并举报。涉事医生和该医院帮忙收钱转交的医生均被停职。值得关注的是，这1万元是医患双方协商好的付给从外院约请的专家的劳务费，也即通常所说的“飞刀费”。

　　此事将“飞刀医生”再次推至舆论台前。何为“飞刀”？意指医生利用周末或者休息时间飞往外地做手术，并收取劳务费的行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医生没有报备就到异地“干私活”，可以认为是非法行医，被停职有理有据。但在许多人看来，这里面大有“农夫与蛇”的意味，概因“飞刀费”本身就是个你情我愿的——患者通过付出金钱，在本地就能聘请名医，获得相对满意的服务；而医生利用工作之余，以自己的专业技术换取更多收入。单纯以市场视角分析，这是一种自发性的资源平衡手段，因此“飞刀”在医疗界已然是一种常见方式。

　　但从行业管理角度看，医疗事业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医疗资源并不能完全交由市场支配。现在我国医疗资源整体紧缺，如果“有钱就能买服务”，那么优质资源岂不是更加倾斜了？如果医生“有技术就能卖钱”，会不会导致医生更功利、挑病人呢？而且，“飞刀医生”普遍不报备而外出，一旦出了医疗事故，谁的责任？考虑到上述因素，所谓“飞刀”只能藏在台下。但是，管理部门显然也关注到了这种供需关系，2015年，卫计委推出《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到允许高水平医生到省内其他有需求的医疗机构多点执业。

　　几年下来，对比起“飞刀”屡禁不止，“多点执医”并没有突破性进展。官方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0月底，全国多点执业的医师为21.5万余名，仅占全国执业医师总人数的6.4%左右。原因不难想象，“飞刀医生”一个电话就能外出，患者一手交钱，医生一手做事；“多点执医”则要经过漫长的流程报备，路费、劳务费也要通过医院审计，难免复杂冗长。在媒体报道中，最大的阻力就来自于医院本身，且不说“多点执医”给医院造成了额外成本，有的医院也担心将医生输送出去，会导致自身竞争力下降，甚至造成个别人效率降低、人心涣散。

　　“飞刀费”合理而不合法，是制度设计的尴尬所在。但是，鉴于“飞刀医生”的需求仍然存在，或许更妥善的办法是加以正视、善于引导，将其纳入到“多点执医”的规范中来。针对医院的动力不足，应该采用制度破局的力量。比如广东省明确提出建立医师全省区域注册制度，医疗机构可设置全职和兼职岗位，就为更灵活的用人制度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针对流程过长的问题，应该建立更加便利的院际间会诊制度，具体表现在引入技术手段实现远程会诊、会诊费用操作要更加简单便捷等。总之，要积极调动医院和医生的主观能动性。

　　当然，考虑到“飞刀医生”在一段时期内还会存在这一现实，患者、医生、医院应该更加稳妥一些，可通过签订协议、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保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