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证据认定层面：从严审查证据资格和把握证明标准

　　首先，被偷渡者的陈述必须经刑事程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证据。在组织偷越国境犯罪中，被偷渡者一般受到了行政处罚，作出了与刑事案件相关的陈述，构成犯罪的，在另案中也应有相关供述。对于被偷渡者的陈述，往往是证明组织偷渡次数的直接证据，应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关于行政案件中的证据，特别是言词证据，未经刑事程序查证属实不能随意采信，笔者认为，相关陈述可通过刑事程序查证后再决定是否予以采信，例如将被偷渡人员作为证人传唤到庭进行进一步核实。本案中，由于越南人林某及负责偷渡的人员均未到案,六名越南女性现已被遣散，相关证言无法经刑事程序查证属实，故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其次，被偷渡者的证言与被告人供述之间必须能够相互印证。只有通过详细比对证人证言和被告人供述，查明被告人每次组织偷越国境的具体时间与地点，才可以有效判断被告人是否具有“多次组织”的情形。本案中，即使越南女子的陈述有证据资格，但由于六名越南女子对于非法入境的时间、地点，两次陈述前后不一，且与被告人供述的接人时间、地点无法完全印证，被偷渡者到底是一次入境还是多次分批入境，在法官内心确实存在疑问。

　　再次，其他证据方面，要有相关间接证据进行补强，形成完整闭合的证据链条，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多次组织”之情形。一般来说，此类犯罪会有车票、机票、高速收费记录、微信聊天转账记录等间接证据，上述证据一旦与被告人供述、被偷渡者的证言印证，言词证据的证明力将得到补强。对于本案这种组织类型的犯罪来说，被告人实施三次接应越南女子的行为，时间前后仅相隔短短几天，接应地点均在广西南宁，在时空层面上具有紧密性和连续性，在现有证据无法查明被组织者具体入境时间和地点的情况下，应按照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不予认定“多次组织”的加重情形。

　　（二）法律解释层面：运用多种解释方法探寻合理公正之结论

　　首先，从文义上准确理解“多次”与“组织”。在我国，一般人们认为“三人为众，三次为多”。在此种理解下，公诉机关指控三次为“多次”并无不妥，但“组织”一词的含义，是安排事物使有系统或者构成整体，因此，“多次组织”应是指被告人具有多次系统的、完整的、独立的组织行为。根据前文的分析，接应行为可以从一般共犯角度解释为组织行为中的一个环节，但若将三次接应行为解释为三次组织，便会超出“组织”一词的文义射程，造成罪刑不相适应的结果。

　　其次，在法条体系中全面分析认定“多次组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八条之规定，我们认为“多次组织”与“组织人数众多”的社会危害性应当是基本相当的。司法解释中规定，“人数众多”指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人数在10人以上，而该解释并未对“多次组织”作出详细明确的规定。从法益保护角度来看，只有当被组织者偷越国（边）境时，刑法所保护的国（边）境管理秩序才会受到侵害，被组织偷越国（边）境的人数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体现，故认定“多次组织”时亦应考量组织人数，在组织人数远不足10人的情况下，笔者认为应当审慎认定。本案中，三名被告人仅组织六名越南妇女偷越国境，被组织偷越国境的人员数量尚未达到“人数众多”，所实施的也仅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行为中在国内的接应环节，从社会危害性来说，对比“人数众多”的情形是明显较小的。

　　最后，基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把握“多次组织”。本罪保护的法益是我国国边境管理秩序，立法本意旨在打击长期从事组织他人偷越国境活动的蛇头和偷渡组织。我们认为在司法解释未对“多次组织”作出明确规定时，应综合考虑组织者前科情况、行为手段、组织人数、违法所得及组织偷越国（边）境的目的等情节。回归本案，三名被告人并非蛇头，此次被组织偷渡的人数较少，也基本没有获利，若认定为“多次组织”，以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为基准刑进行量刑明显过重，既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亦与刑法的谦抑、审慎原则相悖。

　　当今世界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在国内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国边境管理秩序就是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安全阀”，其之于国家安全的意义不言而喻，如何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进一步规制妨害国（境）管理违法犯罪活动，司法应当更具勇气和智慧。法律的完善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我国立法司法已作出不懈努力并已取得显著成效。然应对新形势变化，我们势必要作出更多努力，对此，通过裁判文书释法明理，厘清和阐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中的法律认定难点，不失为深入治理跨境犯罪、筑牢教育引导国民牢固树立“国门”概念和“边境”意识，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人身财产安全的有益路径，这既是我们司法裁判者职责使命所在，也是法官不断追求的职业价值之体现。

　　注释：

　　1、陈静：《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中“组织”的刑法解释与逻辑清理》，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