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中国劳动协会,开展进步活动

　　易礼容(1898-1997),字润生,号韵珊,湖南湘乡县人,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文化书社经理,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农民协会委员长,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代书记。大革命失败后,易礼容被反动派通缉,转入地下斗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派易礼容去江苏省委任农民部长,由于去江苏路上时间长,险情屡屡发生,他遂与中共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34年,经沈钧儒等介绍,易礼容同朱学范相识。1935年,中国劳动协会在上海成立,朱学范被选为常务理事。中国劳动协会(简称劳协)成立初期是一个受国民党控制的劳动文化团体,后在朱学范等为代表的进步人士的推动下,逐渐发展成为全国性质的工会组织。这一时期,尽管易礼容没有进入劳协的核心领层,但他依然坚守革命初心,力所能及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上海沦陷前,易礼容还竭尽全力掩护中共党员成功脱险,将王凌波(曾任延安行政学院副院长)从龙华监狱中保释并设法送往延安,帮助张浩(即林育英,曾任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副书记)从上海出国。

　　1936年8月,远在陕北的毛泽东听闻易礼容在上海的事情后,专门写信和他联系。毛泽东在这封信中,对易礼容积极从事工人运动给予高度肯定,并期待他能够为工运统一事业做出努力。

　　1938年初,易礼容与朱学范在香港会面,朱学范计划同易礼容商量如何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在1939年中国劳动协会第二届理监事改选中,易礼容当选为监事,此后又当选为常务理事。1943年3月,劳协在重庆改组,选举易礼容担任书记长,加强了劳协内部进步的领导力量。此后,朱学范经常往来于欧美各国参加国际劳工组织会议,劳协日常工作基本由易礼容负责。

　　任职期间,为改变劳协内部组织结构,加强进步力量,易礼容亲自兼任组织股股长,吸收具有革命思想的青年任组织干事,从工人中发展个人会员,使劳协群众基础更加广泛。同时,易礼容还积极动员广大工人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帮助沦陷区技术工人内迁、救济湘桂区撤退工人、发动工人出国参加印缅作战,创办工人福利社、劳工医院、劳工补习学校、劳工托儿所,出版《中国工人》,捐款资助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福利事业。

　　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在百忙之中仍不忘与易礼容相见叙旧。有一次,毛泽东与王昆仑、许宝驹等民主人士会谈时,特意提出:“你们能不能够通知易礼容先生?我想看看他。”在王昆仑等人的协助下,易礼容与毛泽东终于会面。9月10日,易礼容和朱学范到重庆桂园再次与毛泽东会面,毛泽东在听过中国劳动协会情况介绍后,郑重地说:“你们的工作做得很好,我支持你们。”

　　协助邓发出国,参与组织发表“二十三条”

　　1945年6月,世界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于9月在巴黎召开。时任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主任的邓发致电朱学范,表示中国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筹备会决定派人出席大会。随后,朱学范与易礼容进行研究,决定全力帮助解放区代表参会。最终,在周恩来的亲切关怀和朱学范、易礼容的不懈努力下,确定由邓发代表解放区出国参会。

　　1945年9月,邓发出国途经重庆时,易礼容专门在重庆市工人福利社举行茶会欢迎。邓发出国手续,一切均由易礼容安排人员办理。临行前,易礼容还组织部分劳协干部到机场为邓发送行。9月23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张晓梅致信易礼容,称邓发在印度加尔各答转机时因故等候多日未能成功,希望劳协设法保障其顺利抵达欧洲。收到信后,易礼容立即做出安排,分别致电邓发、朱学范与加尔各答中国领事馆。在易礼容的协助下,邓发顺利抵达欧洲出席世界工联第一届代表大会,在会上代表中国工人提出“八项政治主张”,得到与会各国代表的热烈支持。

　　回到重庆后,朱学范与易礼容商量劳协的政治主张,确定由易礼容主持,在邓发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基础上,起草了《中国劳动协会对当前政治的要求和主张》,也称“二十三条政治主张”。经邓发同意后,“二十三条政治主张”在《新华日报》上全文发表。

　　争取和平民主,与反动派坚决斗争

　　1946年1月31日,“旧政协”会议闭幕。为庆祝政协会议的成功,中国劳动协会及重庆各界进步团体决定于2月10日在较场口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大会当天,国民党特务公然将李公朴、施复亮、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及劳协会员60余人打伤,制造了震惊世人的“较场口惨案”。

　　得到消息后,易礼容不顾个人安危,立即组织劳协干事赶到大会现场协助维持秩序。为揭露国民党的阴谋,易礼容主持起草劳协《告全国工友书》,表达劳协坚持斗争的决心。他还指示劳协成立“较场口血案”工人后援会,将反特务暴行与推动工人运动相结合,组织力量分头到各厂矿向工人揭露特务暴行,组织工人捐款慰问受伤民主人士。

　　劳协的这些进步活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仇视。1946年8月6日,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悍然“接收”重庆工人福利社、劳协分会等机构。易礼容与朱学范公开对国民党重庆市总工会提出抗议,指出:“重庆市工会究以何种法律为根据,得侵夺与妨碍本会重庆各事务机构之财产与业务,而竟妄称‘接收’;对学范、礼容攻讦之点,该会既列举十类之多,亦应逐一提出证据,公开证明,否则捏词诽谤,应负刑事责任。”

　　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群众》杂志及其他进步报刊进行声援。在国际上,国民党当局同样受到了舆论谴责。国内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应,大大超出国民党当局的意料。在多方斡旋之下,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退还被“接收”的机构,释放被捕人士。但国民党重庆地方法院却通缉易礼容,并请四川高一分院转呈司法行政部进行通缉。易礼容被迫离开重庆,辗转数月抵达香港。

　　转折年代,跟着共产党走

　　1946年11月,朱学范抵达香港后,即与易礼容商量今后劳协何去何从。易礼容提议请朱学范与刘宁一(时任解放区职工联合筹备委员会主任)详细谈一谈,听一听中共中央的意见。朱学范根据刘宁一的建议,由易礼容亲自起草劳协迁往香港的声明,于11月20日在香港《华商报》发表。

　　在中国共产党驻香港办事处帮助下,易礼容很快就将劳协总部在香港建立起来,在上海的部分劳协干部也在中共地下党掩护下来到香港。1947年底,易礼容向章汉夫提出请解放区工会派干部到劳协总部工作,经当时在香港的刘长胜(时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副书记)同意,派沈德华以主任秘书的名义协助易礼容负责劳协日常工作。

　　1948年8月,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哈尔滨召开。关于中国劳动协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名单,朱学范在征得易礼容同意后,提出由朱学范、易礼容、张光岱、顾锡章、徐玹等10人组成。因工作关系,易礼容等6人没能参加大会。尽管易礼容未能出席会议,但他仍被选举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六届执行委员,并在此后召开的执委会上,先后当选为常务执行委员、劳保福利部部长。

　　12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会致电易礼容,委托他通过积极分子在上海工人中进行各种可能的工作。1949年1月7日,易礼容电复陈云、李立三、刘宁一、朱学范和全总常委,汇报了工作开展情况与具体计划。3月5日,全总常委会再次复电易礼容,称:“一切工作均望按照常委前电原则谨慎进行。”此后一段时间,易礼容按照全总常委会指示,对上海、重庆等国统区的工人运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4月21日,朱学范在李立三的陪同下,到北平香山会见刘少奇。会谈中,刘少奇详细询问了劳协还有哪些人在香港,哪些人在国统区。当得知易礼容还在香港时,刘少奇连声说:“那叫他快点来吧,来吧,来参加新中国建设嘛!”不久,中央统战部致电易礼容,邀请他到北平。同年7月,易礼容在北平参加了全国工会工作会议,并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1月,中国劳动协会在北京召开代表会议,宣告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为彻底实现全国工会运动在组织上的完全统一,决定停止一切活动。易礼容作了工作报告。(石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