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的目的是发现真相，维护正义。而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案件一旦发生，其真相只能依赖于事后寻找证据，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对过去的事件进行回溯性的证明。　　

　　如何判断证据、发现真相呢？在人类历史上探索出了不同的道路，包括最早的神誓、神判；欧洲中世纪的法定证据制度；近代的自由心证主义。诉讼证明方式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从“神明裁判”到“证据裁判”，从“非理性证明”到“理性证明”。在人类司法的历史上，我国古人则独树一帜，开创了著名的“五听”断狱审判法。

　　“五听”制度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奴隶社会即已存在。《尚书＆＃8226；吕刑》记载：“听狱之两辞”，“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意思是说当时的司法官“断狱息讼”时，在要求原告和被告双方当事人都到齐后，应当认真听取诉讼双方的陈述，通过察看“五辞”的方法，审查判断其陈述是否确实，并据以对案件事实做出判断，进行定罪量刑。《周礼＆＃8226；秋官＆＃8226；小司寇》中说：“古者取囚要辞，皆对坐。”在审讯时司法官要察言观色，所谓：“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感），五曰目听（观其眸子，不直则？然）。”　这就是要求司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应当注意当事人的陈述是否有道理，陈述时的神情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并据此综合判断其陈述是否真实，从而对案情作出判断。“五听”制度对古代的司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其不仅要求司法官具有入目三分的观察能力，以捕捉当事人的每一个细微的表现；同时还要求法官体察当地民情，熟悉当地风物，以便科学地进行情理、事理和逻辑判断。

　　“五听”断狱并非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我国古代审判经验的累积和总结，反映了我国司法传统中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五听”可以说有其内在的科学性和心理学基础。晋朝张裴对此评论道：“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畅于四支，发于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进诸取身，远诸取物，然后乃可以正刑。”因此，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需要通过观察当事人言词是否合理，神色是否从容，气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等情形，综合判定其陈述的真实性。

　　“五听”制度从最早奴隶制的周朝发端，后为封建历代承继并发展，显示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对我国古代诉讼实践影响深远。作为我国封建时代的一种裁判方法，“五听”制度虽然与现代的自由心证主义在整体上是无法比拟的，但相对于神判证据、法定证据等制度来说则有其独到之处，可以说为我国古代司法传统抹上了一笔理性的亮色，即使对于现代的司法审判而言也是不无裨益的。我国古代的“五听”断狱与现代的自由心证暗自契合，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