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嘉

　　近期播出的央视《新闻联播》，曾在一条专题报道中快速闪过一个年轻的面孔：浙江省科技创业者方毅。报道的主题是，大数据助力精准防疫、有序复工。

　　估计注意的人没有那么多，因为大数据防疫几个字实在抽象。举一个例子可能更会让人们明白他在做什么：1月20日之后，方毅的技术团队和李兰娟院士的专家组紧密配合，提出了“无意识的密集接触者”概念，通过几步进行数据追踪——第一步是按照确诊病例的活动轨迹，寻找过去14天中与其在同一个局域网（可以理解同用一个WiFi）中超过3个小时的人；第二步扩大范围，筛选过去14天内与确诊病例有3天曾进入过同一个WiFi信号覆盖范围的人，以此类推。后续验证可见，这个方法精准度能够达到2%，即每筛选出的100人中，最后有两位确诊。

　　试想，传统手段要达到这种排查精度，需要多么庞大的经济和行政成本。换个问法，要达到每找到2个确诊者只需圈定100人的精度，传统手段是否可能？即使不惜代价达到，又能否从找到的人身上继续推测疫情传播的方向？考虑一下这些问题，就会明白为什么这里要不厌其烦地详述这个例子。

　　光明日报曾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提出了“新动力人群”概念，即指那些与新业态、新技术共生的人群，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为改革赋能的创造者，使用技术杠杆撬动改革难点、重塑社会治理的新型劳动者。当时，人们还只是感受到了大数据的劲风迎面吹来，而现在，疫情已不由分说地把中国人的生活压入一种数据状态。这一群体的关键性，被当前一些明显的趋势进一步凸显出来。

　　首先，是社会治理的高度数据化。大数据手段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重要性已无须赘言。此次防控效果稍好的地方，无一例外都是有数据治理“工具箱”的地方。如上海对街道社区的防疫工作实现了“一网统管”，浙江1月末就上线了“疫情信息采集系统”，2月又推出了“复工宝”。这些公共决策背后，都有“新动力人群”的影子。

　　其次，是经济的整体线上化。疫情发生一个多月，其对经济社会的深度调整可能已经超过数年有目的的调控。几乎就是转眼之间，金融业推出“零接触贷款”，餐饮业推出“无接触配送”，文旅业出现“云旅游”，高考拟推“云测试”。数年后再回顾此时，很可能会有研究者将其看作某些线上经济新模式的元年。而庞大却又无声的“新动力人群”，既在为线上经济搭建技术地基，其实也在塑造新的商业规则。

　　最后，是生存方式的“云化”。世界将怎么运行，世界将怎么呈现？这些科幻文学里的问题，因为这场疫情而直逼眼前。如果说此前，我们过的是选择技术的生活——若能忍受不方便，也可以不选择在线。现在，却不得不面对一种技术强制，不得不学会面对一个必须以二维码做表征的世界。甚至，疫情所带来的极致线上化状态也让人联想，未来，霍金式的生存也是可能的——哪怕不说话、哪怕不能动，但在另外一个空间里也是完整的个体、英雄的角色。

　　所以，关注和挖掘“新动力人群”，唤醒群体自觉，眼前看是为了精准防控疫情；中期看是为了赋能改革、提升治理效能；长期看，则关乎未来每个人技术化生存的状态，关乎技术主义与人文主义的调适。这一话题以前看起来很远，现在看，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