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沛、贝淡宁

　　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关于如何利用好专业意见和声音，更及时、更准确和更有效地对灾情疫情发出预警，为政府形成更精准的决策，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

　　钟南山院士近日呼吁要赋予疾控中心(CDC)对外发布疫情的权力，而不是层层上报之后等待行政部门发布信息。严格的审查制度被一些人认为可能延宕了对危机的及时反应，但具体问题在于，它是过于严格还是不够科学？

　　假设毫无审查制度，传播的空间则立刻成为法外之地。谣言贩子们在社交媒体上散布虚假新闻，诈骗犯有针对性地向特定人群发布垃圾信息，许多医疗和急救方面的假知识已经戕害了读者，这些谣言如果毫无节制不仅会引起恐慌还会导致混乱。另一方面，审查制度的原则在于实事求是，去伪存真，这意味着审查者需要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特殊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训练有素的专家们显然需要更多的空间来交流信息、讨论对策。尤其在这种关键时刻，更需要专业的意见和声音使政府在处理危情时能够及时形成精准的决策。

　　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没有高层行政当局的批准，很难做出有影响力的决策。但是层秩结构本身是问题吗？任何大型社会都需要能够有效处理不同领域问题的专家领导的社会等级体系。如果没有等级结构化和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就不可能以有效的方式联系和服务大量的民众。

　　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事物发展变化超乎以往，政策制定非常复杂，需要训练有素的专家提供专业意见。这些专业人员需要更多空间和赋权，从而可以指出现有政策的不足和缺陷，并提出替代方案。随着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应该给有经验、有能力的专业人员更多的发声机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上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为这样一个事实，即鼓励政府官员建立试点进行改革创新。公职人员与训练有素的专家协同工作、集思广益，制定有助于国家发展的政策。与此同时，高速的经济发展也滋生了一些官员腐败问题，对此，中国政府展开了近乎是近代史上最系统、最广泛的反腐措施。严厉的反腐是有效的，深入人心的常识是不需要通过贿赂而是通过公开流程来办事。但是，也有一些人借此懒政惰政、不作为，不再努力创新和做富有开拓性的尝试。与其努力解决新的突发问题，不如在严格界定的边界内完成分配的工作更加安全。一旦出现官员懒政，受过良好训练的专家会被边缘化，对政策制定难以发挥有益的影响。

　　当然，也有一些好的迹象。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高层多次发声鼓励进行治理机制创新和试验，敢于担当、努力作为，而不是禁锢在保守主义中。在进入未知的新领域时，应信任专家，支持专家的研究和讨论，及时听取专家的意见，鼓励专家们运用他们的知识为人民服务。

　　中国向来有尊师重道的传统，梁漱溟说中国有尚贤尚智的传统，而西方则有尊重专门科学与技术的风气，总之都是尊重智者的政治。因为科学上的真、道德上的善是人类理性的最终诉求。此次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关键时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钟南山院士在采访中警示这种新型病毒“人传人”，让很多一开始并不在意疫情的老百姓终于开始认真地准备防护用品;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的张文宏主任劝诫老百姓们“闷一闷”“在家也是作战”，这一提倡影响了很多人在疫情高发时期的选择，也让很多人避免了被传染的风险。

　　事实上，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政府也意识到了要尊重专家、虚心听取专家的意见。为减轻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负面影响，李兰娟院士等专家建议武汉实施进出人员管控和严格的防控措施，这是控制疫情蔓延的关键一步。当然如果能更早地意识到这一点，就能让损失更少。

　　解决不良层秩问题的方法不是废除层秩结构，而是要科学化层秩结构。良好的等级政治制度尊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给予他们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而不是用外行的审查干扰他们。在分工极为细致的时代，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掌握所有的知识，专家的建议甚至批评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必不可少。管理部门的官员既然都怀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那么就应该虚心听取各行各业专家的建议，无论是科学家、工程师，还是大学教授、律师、记者、艺术家。就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

　　(作者分别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者，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他们合著的新书《Just Hierarchy: Why Social Hierarchies Matter in China and the Rest of the World》今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