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骏　　

　　作为参与疫情防控的“下沉”干部，我和社区服务人员已经一起工作了一个月的时间。武汉市1.8万社区工作者，需要负责全市共900万居家生活市民的健康状况排查以及生活需求，而我所下沉的社区是一个位于青山区、拥有600多户居民的老旧社区。在与社区工作者一起并肩作战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这一群体的不易。

　　除了要完成每日例行的疫情排查工作，他们还要为居民提供基本的生活帮助。社区全封闭管理期间，提倡居民网上购物以及设立“无接触投递”接收点。社区工作者们以社区为单位，为居民统一团购蔬菜和肉制品，并完成此后的发放和统计工作。此外，社区干部还要自己垫付购买调料、速冻食品等生活用品费用，以满足少数居民的特殊需求。我所下沉社区的干部曾自掏1.1万元在超市购买上述商品，然后以原价卖给社区居民。

　　疫情发生后，全国向武汉市捐赠了大量爱心生活物资，将这些物资分发到每户居民的任务也落到了社区工作者的肩上。我之前曾协同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去街道仓库拖运山东省捐赠的砂糖橘。我们用铲车前后运输了12次，总共运回了48箱砂糖橘。社区干部及志愿者们一颗颗清理掉长霉或挤坏的橘子，最后将挑出的30多箱橘子送到有需求的居民手中。

　　针对孤寡老人以及出行不便的居民，社区干部还采取特事特办的方式，代替他们出门购买所需的重症药品，并爬楼梯将菜品送到困难居民家中。上周在给孤寡老人打电话进行例行疫情排查时，一位太婆接到电话后和我聊了5分钟，她一再嘱咐我替她感谢社区干部和志愿者给予她的特殊照顾，为她解决了生活的后顾之忧。

　　社区服务者为了完成防控值守、入户排查以及生活保障等事项，平均每天工作时长都超过15个小时。我所下沉社区的书记在没封城前就把7岁的女儿送到奶奶家，由于在社区一线工作，她已有接近两个月没见过自己的女儿，只能偶尔挤出晚上的短暂时间与她视频。这些心酸的细节，是多数能与家人待在一起的市民们所无法知晓的。

　　德国学者诺埃勒·诺依曼曾提出“沉默的螺旋”这一概念，大众媒体在形成和引导舆论的时候发挥作用，那些被广泛关注和讨论的优势意见会形成增势而不断扩散，而那些被忽视的群体和声音可能越来越沉默下去。在抗击疫情期间，社会焦点往往被投射在前线的医护人员、治愈的病患以及专家群体上，那些承担大量基础保障性工作的社区工作者却隐藏在背光处，他们的压力、委屈和诉求较少被公众所获知。

　　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关心关爱疫情防控一线城乡社区工作者的八项措施，包括给予适当工作补助、改善防护条件、切实减负减压等。现阶段，需要逐渐落实社区工作者轮休制度，多关注他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同时，需要借助心理辅导的方式，缓解他们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所产生的压力和焦虑。

　　社区工作者是街道选聘从事基层服务的群体，他们的工作繁重琐碎但工资待遇却较低。经过这一次疫情防控阻击战后，应该逐步提升该职业的收入待遇，畅通社区工作者向上晋升的渠道，让更多有意愿从事社区服务工作的人拥有职业认同感和归属感。

　　（作者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清华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