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祥

　　不同于17年前的SARS，在本次疫情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中，各大互联网平台所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防疫手段，从浙江、上海等发达地域开始推广，迅速覆盖全国多地，协助各地职能部门落地数字化“网格管理”。互联网平台对谣言快速感知和快速辟谣，更对谣言的传播起到了一定遏制作用。

　　近年来，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打下的良好基础，有效缓冲了疫情防控给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时至今日，新型社会主体的公益能力和责任意识、参与意识都有了很大提升，被社会寄予厚望。

　　此前，社会公共治理领域的政府建构，以政务微博最为典型。而在本次疫情的应急管理当中，数字化、网格化等公共治理手段被相关部门重视与熟练运用。疫情作为一个“极端”压力场景，“倒逼”出社会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起点，虽出人意料，但亦在情理之中。

　　一些地方的有序复工工作得到褒奖，除了民众自觉，数字化公共治理手段功不可没。与之相反，疫情当中出现的一些典型问题往往可归结为公共治理失当，进而可归因于相关部门技术能力薄弱或者说治理手段欠缺。例如，让“武汉红会”之前深陷舆论漩涡的物资处理事项，由一家医药物流企业接手后，依靠科技助力，一天之内就建立了一个现代物流系统。又如部分地方以简单粗暴的封村封路来防疫，与网格化管理一对比，凸显了基层数字化治理能力的不足。

　　也就是说，经此一“疫”，公共治理有望带上“数字化思维”。相关职能部门的领导者如何在“数字化思维”的引导下，锐意进取，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调动更多的社会力量协同，成为未来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的关键。同样，经此一“疫”，我们也发现信息技术的普惠性还需要进一步推广和下沉，数字化技术红利需要从沿海省市推广到中西部内陆省份，数字化系统和服务需要从政府内部的系统下沉到基层组织和普通民众。着眼未来发展，互联网平台企业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多方面合作将是大势所趋，将会在社会应急管理、资源动员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从疫情发展来看，我国医疗体制、流通体制、应急管理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的协同方面仍有不少提升空间，互联网在帮助政府搜集、发布疫情信息、实现紧缺物资的信息协同与高效配送等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目前政府内部、政府与社会之间已经搭成了信息网络的基本框架，这使得全面的数字化治理成为可能。

　　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地方政府，都需要完成从简单“上网”到复杂线上化的转变。与此同时，“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的建设将“去虚向实”，在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