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遭遇违法洼地，当一个平台严格执法，对制售假货的商家封号了，这个商家又快速转移到其他平台，继续从事违法违规活动，那么对于涉疫假冒伪劣产品的治理就会非常不利

　　● 数字时代，治理疫情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挥平台在信息和机制上的治理优势，与政府监管形成合力。在制假活动隐匿程度高、打击成本大、危害性明显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通过平台协作、数据共享来实现有效识别，增强打击力度

　　● 政企协同、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模式不仅适用于涉疫产品的治理，同样适用于未来的假货及其他违法违规产品销售的治理。专家建议推动各大平台信息共享，建立市场监管整体黑名单制度，提升中国电商平台的合法经营能力

　　法制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维

　　由政府部门牵头开展的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于2月20日在北京宣告成立。

　　根据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外公布的“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因销售假口罩等严重违法行为被一家电商平台清退的商户，也将被其他电商平台清退。

　　这意味着政企协同、多元共治的治理新模式再次在实战中发挥重要作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网络平台各自为战，也将转变为全网联手共治，疫情期间因哄抬价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将在多方力量的围剿之下无处容身。

　　更重要的意义或在于其对未来的社会治理影响深远。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的专家认为，政企共治是中国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这一模式不仅适用于涉疫产品的治理，同样适用于未来的假货及其他违法违规产品销售。

　　一“罩”难求催生市场乱象

　　雷霆出击加强市场监管

　　新冠肺炎疫情突发，又赶上春节期间工厂停工这一特殊时期，让本就紧缺的重要防疫资源——口罩，更加一“罩”难求。

　　2月19日，《法制日报》记者在北京市海淀区某药店看见，有人在买药时询问是否有医用口罩卖，药店的人一边将药品放在一张横在门口的长木桌上，推给买家；一边说没有。

　　早在春节前后，大多数药店就挂出了“口罩售罄”之类的牌子，于是线上抢购战场被开辟。无论线上线下，抢不到的人自然无比焦虑，抢到的人也未必幸运。有人收到了“三无”产品，有人收到的口罩货不对板，还有人收到的口罩质量太差。

　　与此同时，警方在多地破获假口罩及其他涉疫产品案件的消息也出来了。1月30日，公安部通报，浙江、上海、江苏、江西等地公安机关侦破制售假冒伪劣口罩案件7起。截至2月18日，全国公安机关共侦办涉疫情制售伪劣产品、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案件459起，抓获嫌疑人1084名，捣毁犯罪窝点473个，查扣涉案口罩2500多万只，涉案价值1.35亿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也从严从重从快查处一批案件，并公开曝光各地查处的非法制售口罩等防护产品典型案例。而仅在这10起非法制售口罩案件中，就已涉及口罩产品总量3616680只，保守估计高达155万余只口罩流入市场。

　　这些假冒伪劣口罩的生产地包括山东高密、浙江义乌、浙江金华等。嫌疑人通过网店、微信、实体店等渠道，将违法口罩销往北京、天津、河北、安徽、浙江等地，涉嫌假冒注册商标包括“3M”“飘安”“YOSHIDA”“民乐”“清轻”等。

　　协助执法同时加强自治

　　电商平台清退违规店铺

　　战“疫”之下，电商平台也纷纷出手了。

　　主动协助各地执法机关严查源头，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的不法分子。截至2月5日，阿里已协助全国14个省份30个地市公安机关，侦办制售假冒伪劣口罩等违法案件12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迄今，拼多多则已累计协助全国16个地市公安机关，从源头打击口罩类商品的假冒伪劣问题。

　　加强平台自身治理。从1月中旬起，阿里对口罩等类目商品加强资质审查，利用算法技术和长期积累的打假经验，对不实宣传、滥发商品、疑似假冒伪劣等行为均从重从严从快处理，从限流、屏蔽、下架相关商品，到直接永久关闭问题店铺，淘宝也在阶段性同步公示违规处罚名单。截至2月5日，阿里已拦截、删除57万条可疑口罩链接，15家店铺因严重违规被永久清退，其中5家被移送执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此外，阿里还针对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违规商家发出“追击令”，对销售假冒伪劣口罩的违规商家发起民事诉讼，10家因销售假冒伪劣口罩而被永久关店的商户是其追击对象。

　　根据拼多多披露的数据，截至2月20日20时，拼多多已前置拦截异常涨价口罩类商品75977次、下架5276件商品；前置拦截疑似假劣口罩类商品30566次、下架495439件商品；处罚涉及虚假宣传和蹭关键词店铺超过6000家，关闭、清退40家店铺，并将相关线索同步给政府执法部门。

　　此外，自1月23日至2月20日20时，因涉嫌临时调价、虚假发货和商品质量等问题，拼多多已在商品的上架前后累计拦截及下架了500715件商品。

　　京东发布了口罩不涨价的公告，并且成立了专项小组，通过系统和人工的方式对京东的第三方售卖商进行监控。一旦发现价格异常，京东官方小组就会进行相应的操作。京东按照平台规则，于1月28日、1月30日和2月2日，对处罚的违规商家进行公示，并清退了严重违规的7家商家，且永不与其合作。

　　哄抬价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的不法分子，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借助平台技术信息优势

　　政府联合企业形成共治

　　虽然通过公权力机关的严厉打击，加之来自于电商平台的监控治理，疫情期间因哄抬价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遏制，但随着复工复产季的到来，口罩类涉疫物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因此，打击相关违法行为依旧不能松懈。

　　政府与平台之间、平台与平台之间形成合力，让不法行为无处遁形，这样一种新的治理思路与模式浮出水面。

　　为进一步加强跨平台合作，促进社会共治，疫情防控期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阿里、拼多多、京东、微店、苏宁易购5家全国知名电商平台企业，共同发起建立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共享、共用疫情期间因哄抬价格、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防疫用品等严重违法行为被平台清退的商户信息，联合防范不法商户跨平台从事违法经营活动，做到“一处清退、处处关店”。

　　政府部门为何要联合电商平台？电商平台又为何要在政府部门的牵头之下联合起来？从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发声中可以读出一个关键词——信息。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透露，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开展以来，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加大协调力度，建立平台之间的“信息中转站”，支持平台共享交换被清退商户主体信息。各平台企业积极响应市场监管部门动议，累计提供有关信息70条，汇总形成可动态更新的涉疫被清退商户“黑名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晓春提到，数字时代治理疫情，需要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发挥平台在信息和机制上的治理优势，与政府监管形成合力，在制假活动隐匿程度高、打击成本大、危害性明显的情况下，尤其需要通过平台协作、数据共享来实现有效的识别，增强打击力度。

　　“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大数据时代的到来，政企共治、联防联治是社会治理的一个大的趋势，无论是在疫情上、交通上，还是在物流上，互联网企业都拥有比政府机关更多的数据量（如疫情防控所需要的行动轨迹信息等），且对信息数据的处理有更前沿的技术。”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说，传统计划经济时代以政府监管的管理模式，会慢慢过渡到政府和企业联合进行社会治理，尤其在信息数据平台治理上，应该以政企合作为主，甚至在个别领域以企业自治为主。

　　建立“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在高艳东看来，会让疫情防控的效率更高，弥补政府因缺乏技术和信息资源等造成的物资或信息调度中的短板。

　　高艳东补充道，政企共治是我国探索社会治理创新的成果，也是中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对全球的一个重要贡献。

　　终结各自为战木桶效应

　　仍然适用未来假货治理

　　平台之间的联合也非常有必要。

　　根据上述机制，各大电商平台通过“黑名单”中的信息比对，可以及时掌握自家平台内已被其他电商平台清退的不法商户情况，并按各自的平台规则采取接续清退措施。

　　在此次跨平台联防联控过程中，5家平台企业共发现并清退跨平台不法商户26户，其中阿里、京东各从其他平台公布的违规商家中比对清退1家，苏宁清退2家，平台联手遏制违法商户的效果初显。对于暂时不存在跨平台经营的被清退商户，平台也会主动将其纳入限制入驻平台的主体名单，不再接纳不法商户的入驻申请。

　　“它有效弥补了平台各自为战的缺陷，防止了‘木桶效应’。”高艳东解释说，平台上的假冒伪劣产品治理状况，不是取决于治理水平最高的平台，而是最低平台的治理标准。

　　“假货治理如果遭遇违法洼地，即当一个平台严格执法，对制售假货的商家封号了，这个商家又快速转移到其他平台，继续从事违法违规活动，那么对于疫情防控中涉疫假冒伪劣产品的治理就会非常不利。”高艳东说。

　　高艳东提醒，平台治理各自为战，没有形成信息共享机制，或者违法犯罪的联防联控机制，正是导致违法商家“打游击战”的原因。

　　高艳东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新举措，实行数据共享机制、违法信息分享机制，打破了数据孤岛，防止违法违规“洼地”形成，可以有效威慑违法违规店家，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效果。

　　“涉疫跨平台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的建立，让率先提出共建问题商家“黑名单”倡议的阿里深受鼓舞。

　　“希望各方继续积极协查，持续挤压作恶者的生存空间，严防疫情期间假货‘治理洼地’出现。”阿里平台治理部负责人说，早在2月4日，阿里就呼吁所有电商平台携手将问题商家拉入“黑名单”，断绝他们在其他平台继续作恶的机会，让违规者付出沉重代价。

　　刘晓春也曾经在研究假货治理的过程中呼吁要建立以“黑名单”为代表的跨平台协作以及政企协作机制。“很高兴这一共治机制在众志成城抗击疫情期间得到了有效运作，也希望这一实践能够为形成长效共治机制打好基础，在平衡好各方利益、确立明确而合理的‘黑名单’准入条件的基础上，为促进市场监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良好的典范。”

　　高艳东认为，这种治理模式不仅适用于当下的疫情防控，也适用于未来的假货治理，从而形成“好人一路绿灯，坏人寸步难行”的良好营商环境。

　　高艳东建议，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推动各大平台信息共享，建立整体黑名单制度，提升电商平台合法经营的能力，促进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