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自发生到现在，已持续了一个多月时间。它扰乱了我们的节日生活，也给国家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但回望整个抗疫过程，中国这个有着14亿人口的超大型社会，不仅没有变得混乱不堪，反而始终保持发展节奏不乱，社会井然有序，整个疫情防控工作呈现向好态势。取得如此成效，既因为我们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举国上下众志成城，还在于我们始终坚持科学治疫、依法防疫的正确路线。

2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3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随后，很多地方都加快了疫情防控相关立法进程。2月9日，安徽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全国各地迅速落实中央精神，无疑将切实保障防控疫情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进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社会应急管理以及传染病防治方面，曾遭遇过多次危机。每次危机虽然都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但也为科学治理依法治理积累了经验，催生了很多相关法律制度。发生于2003年的SARS疫情就是一个显著案例。这次重大疫情之后，中国相继制定了一系列应对公共卫生事件的法律法规。包括《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检疫法》、《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卫生防疫工作开始全面步入法治轨道。

此次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起事紧急，来势不明，发展凶猛，影响广泛。在疫情明确之后，多个省份依据上述法律，迅速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急响应”，法律的支撑和保障作用明显。

不容否认的是，在此次防控疫情初期，局部地区尤其是疫情核心区，还是出现过不少失焦、失准、失当现象。比如，在广大基层社区、村庄，一窝蜂地“封村”“断路”，对疫区人员管理“生硬排斥”；不少居民缺乏公共卫生常识和法律意识，给疫情阻断隔离工作造成阻力；各种有关疫情的谣言借助互联网、社交媒体大肆传播；对一些乱象的处理，尚没有具体法律条文作依据。因此，此番全国范围内针对疫情的紧急立法尤其是地方层面的立法，具有极大的针对性、极强的紧迫性。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在对制定防控《决定》的说明中，充分阐述了立法的必要性。当前各地正处在节后各类人员大量外出流动、企业即将集中复工的重要时间节点和“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的关键阶段，及时立法，显然能“为各级人民政府实施最严格的防控措施提供法治支撑，为动员全社会共同做好防控工作形成合力提供法律依据”。

仔细阅读安徽省这部《决定》具体条文，你会发现，这是一部针对明确、指导有力、措施具体的法规，厘清了政府、社会和个人的法律责任。

中央反复强调，防控疫情工作中，各级都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担责、守土尽责”。“土”在何方？“责”有哪些？《决定》都作了明确规定。其中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切实履行“属地责任、部门责任”，要建立健全省、市、县、乡“四级防护网络”，要落实“网格化”管理措施，实施“地毯式”滚动摸排，防输入、防扩散、防输出，落实“全省联防联控机制”。

在此次防疫工作中，不少基层部门依据当地实际，采取了不少“急刹车”、“施猛药”举措。《决定》中也为一些行之有效的临时性管控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可以在医疗卫生、防疫管理、隔离观察、道口管理、交通运输、社区管理、市场管理、场所管理、生产经营、劳动保障、市容环境、野生动物管理等方面，规定临时性应急行政管理措施。”有了这种“撑腰壮胆”，基层工作无疑会增加更多动力。

大疫面前，为了集体利益，必然会压缩一些个人的“自由空间”。针对疫情初期个别人出现的抵触情绪和不良行为，《决定》中对“个人在防疫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做了进一步界定。要求“个人应当做好自我防护，按照规定如实提供有关信息，配合相关部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依法接受调查、监测、隔离观察、集中救治等防控措施，确保疫情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此外，《决定》还强调“个人逃避隔离不但违法还失信”，将个人的“社会行为”与“经济利益”挂钩，凸显了法律的“溢出效应”。

疫情仍在持续，防疫责任重大。法律需要充分发挥“清道夫”、“保护神”作用。防疫的重要性要靠法律来提升，防疫的成果要靠法律来保障，治理的长效性要靠法律来维持，社会应急治理需要摸索更多“法治经验”。相信经过此次“战疫”，我国法律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将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