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认为夏商周的法制，都像秦汉那样是“大一统”式的一元法制，许多教材也都是如此叙述的。但在我看来，夏商周的法制不完全是纵向的法律继受关系，而更多的是横向平行的多元法制，这种多元法制的局面到了秦汉才告结束。查阅知网等学术网站，没有发现学者对此有过论述。夏、商、周三代法制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如下：

　　一、夏朝、商朝、周朝三朝的法制是多元并行而不同的

　　《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表明夏商周的法制（礼）是不同的。

　　例如，夏朝王位继承制度是兄终弟及。禹传启是父死子继，但启以下是兄弟相及，商代十七世三十王中，其中有九世十四王是兄终弟及，其他父子相传的十二王，叔侄相传的四王。可知商代以兄终弟及为主，同时辅以父子相传。周朝则是嫡长子继承王位。王国维先生《殷周制度论》指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由于史阙有间，我们无法知道三朝的法律原貌，因而也无法做更多的详细比较。

　　二、夏、商、周三朝的中央立法权和司法权是多元的

　　经过多年来的研究，史学界已大体上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夏商周三朝的政治制度仍保留了不少氏族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遗存。法律是阶级关系、经济关系和历史文化的反映，既然夏商周三代都保留了大量的军事民主制残余，那么其法制就不可能不深深打上军事民主制的烙印。下面以周朝为例说明之。

　　第一，立法权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军事民主制时期的立法权具有多元性，即军事首领、贵族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分别掌握一定的立法权，并随着三者力量的变化而呈现不同的结果。在周朝，立法权首先掌握在君主手里，其次是贵族议事会，国人则有一定的立法参与权。周朝的君主拥有立法权，学界无有置疑。除君主之外，贵族议事会亦有一定的立法权。西周春秋的诸侯盟会，是以盟会形式确认周王的盟主地位和加盟方国、诸侯对王室所承担的义务。这种盟会在我看来就是源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一种贵族议事会形式，许多盟会最后都要签订一些具有法律效力的盟约。在诸侯国内，诸侯为一国君主，掌握了立法权，而由卿大夫组成的议事会(徐鸿修先生称之为“朝议制”，杨宽先生称之为“乡饮酒礼”)亦握有一定的立法权。

　　在氏族社会军事民主制时期，公民大会是规则(或法律)的唯一制定者，但到了西周春秋，“国人”大会拥有的立法权已很小。《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询“万民”实际上是询“国人”。据徐鸿修先生的研究，春秋时期“国人”集会议事内容远比《周礼》所言“三询”要广，权力也远比“三询”要大，包括废立君主、更换执政、表决政事等。

　　第二，司法权具有多元性。即国王，贵族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分别掌握一定的处罚权(司法权)，周朝还保存了这一惯例。如《孟子·梁惠王下》记载：“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为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日知先生认为“左右皆曰”“诸大夫皆曰”“国人皆曰”为不同会议之公式，与军事民主制时期的贵族议事会和“国人”大会大体吻合。　　

　　三、周朝的诸侯国内部的法制是多元的

　　大致可以分三类：一是戎夷蛮狄部落或方国。西周中央政权对这类方国仅仅满足于称臣纳贡而已，而于其政治经济制度如何，则不管不问。

　　二是褒封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大都为古圣先王之后，商灭亡之前，与周人并无臣属关系。这些方国在政治上要接受周天子的爵位册封，经济上要向周王朝定期纳贡，军事上要率兵跟随周王征伐。但内政是独立的，允许他们采用不同的政治制度。如周朝受封的杞国，是夏人之后，不采用周礼而，被周人视为用“夷礼”的夷人。

　　三是兼用多种法制的诸侯国。《左传》定公四年记载，鲁公受封所在的鲁国和康叔受封所在的卫国皆“启以商政，疆以周索”（沿用商朝的政事，而按照周朝的制度来划定疆土），唐叔所在的晋国“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沿用夏朝的政治执国，用戎人的制度来区划土地）。也就是说，周朝对灭掉的夏人、殷人采取了宽大政策，仍然沿用原来夏朝的法制管理夏人，沿用原来商朝的法制管理殷人。　　　　

　　为什么夏商周三代法制多元并行、而非秦汉“法令由一统”？我认为，一是因为夏商周是在不同地区、大体相同时间各自跨入文明门槛的，因此，各自发展各自的制度。城堡或城垣的出现是人类历史发展史上的一个进步。登封王城岗的城堡，不少人将其定为夏都，倘此说终成定论，它便是我国文明初始的第一座城池，属于夏文化的重要遗址还有河南偃师二里头、山西夏县东下冯。而商、周时期的城址也在河南偃师、郑州，湖北黄陂，江西清江，陕西岐山、长安等地被纷纷发现和清理。夏、商、周三代是在不同地区各自跨入文明门槛的。二是夏商周三朝没有天下法令一统的统治能力。 夏、商、周三代是发达的奴隶社会，还是早熟的、但不发达的奴隶社会，学术界一直有争论。我认同业师赵世超教授的看法：夏商周属于不发达的家长制公社奴隶社会，国家形态属于早期国家，没有出现古代希腊罗马出现过的游牧业与农业、农业与手工业、手工业与商业等三次社会大分工，氏族血缘纽带未被商品经济完全斩断。按照恩格斯区分国家和氏族的两个标准，中国古代长期没有斩断宗族、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没有彻底实现“国家化”。不存在秦始皇时期废分封、行郡县，法令由一统的社会经济条件。

　　放眼欧洲中世纪，当日耳曼人带着原始社会的军事民主制征服罗马之后，也和中国夏、商、周三代一样，法制相当地多元化。立法方面，至少是日耳曼法、教会法、罗马法三者并行，而日耳曼法又因部落不同而相当地多元。司法方面，审判组织有民众大会、郡法庭、百户法庭、采邑法庭、王室法庭等。教会法内部也是多元的，有教皇教令、宗教会议决议等。欧洲国家法制的一元化，是到了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才实现的，远远没有中国秦汉“法令由一统”来得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