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朱元璋为了巩固政权,严厉禁赌。凡抓住赌博者,无论是官是民,一律断手断脚。后来不再如此凶残,但按《问刑条例》规定,抓住仍然要游街示众,官员则革职查办。然而随着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赌博之风渐渐盛行。至成化年间,起源于昆山、苏州一带的“叶子戏”蔓延成时髦娱乐,及至“进士以不工赌博为耻”。《万历野获编》说:“今天下赌博盛行,其始则失货财,甚则鬻田宅,又则为穿窬,浸成大伙劫贼,盖因本朝法轻,愚民易犯。”明末清初文学家吴梅村痛心疾首地嘶吼:“明之亡,亡于马吊!”

　　叶子,是明代一种风行天下的纸牌。据《菽园杂记》《坚瓠集》等书籍记载,这种纸牌又称马吊,人们将玩纸牌称为“斗叶子”。纸牌一共有四十张,四人入局,每人八张,其余的放在中央,玩的时候以大击小,变化多端,饶有趣味。

　　顾炎武先生《日知录》卷二十八有“赌博”一条。他从马吊之戏谈起:“万历之末,太平无事,士大夫无所用心,问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始行马吊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凡于无人不为此。有如韦昭论所云:‘穷日尽明,继以脂烛。人事旷而不修,宾旅阙而不接’者。吁!可异也。”

　　作为学者,顾炎武仔细研究了中国赌博史。他告诉人们,赌博历代屡禁不止。《汉书》中,有安丘侯张拾、邔侯黄遂、樊侯蔡辟方因为赌博而被罚服苦役的记载。《南史》中有司徒左长史王质因为聚徒赌博而被免官的记载。宋太宗淳化二年,下诏犯赌博者斩。明朝法律虽规定文官赌博革职为民,武官赌博革职为士卒,“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兼容而法不行故也。”从万历到天启,再到崇祯,各地赌博之风愈演愈烈。

　　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上,顾炎武有很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士大夫阶层本应该在道德上对社会起表率作用,并且负有对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责任,而实际情况却是“无官不窃盗,无守不赂遗”,道德教化者恰恰成了社会上最坏的一批人,成了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祸首。“《唐书》言,杨国忠以善樗蒲得人供奉,常后出,专主蒲簿,计算勾画,分铢不误。帝悦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败。玄宗末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国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璟,而学杨国忠,亦终必亡而已矣。”今天的士大夫不仰慕姚崇、宋璟这样的“无嗜博,无饮酒”的清廉官员,而仿效国家之妖孽杨国忠,明朝还怎么能不亡呢?

　　顾炎武明白,赌博之风,尤其盛行于士大夫阶层中。士大夫阶层是一个无时无刻不接受权力腐蚀的人群,他们向善的天性很容易被权力湮没。若要他们讲道德,非得满足他们对名利的追求不可。在顾炎武看来,任何政治的高谈阔论、道德的豪言壮语,对士大夫们是不管用的;能够收到成效的,是将满足他们对于名利的追求与他们必须遵守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密切结合起来。为了达到“务正人心”的目的,不能再讲“最高限度的道德”,而只能讲最低限度的道德。

　　在长久的思考中,顾炎武对《管子》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观点,深有同感。他认为礼义廉耻四者之中,耻尤为重要。“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无耻是一切罪恶行为的根源。人要有道德,当从有耻开始。无论如何,必须设置一条切实可行的“行己有耻”的道德底线。

　　晚明士大夫不仅不以戒赌为荣,反以不善赌博为耻。“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顾炎武的谴责之声,竟如此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