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与法律的冲突与平衡(上)
胡建淼
我在媒体上看到一个不知是真是假的故事。说的是1935年的美国,位于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正在审理一起刑事案件。被控罪犯是一位老妇人,罪名为偷窃面包。当法官讯问到她被控事实是否存在和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妇人嗫嚅地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最后说:“我必须秉公办事,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者是10天的拘役。”
凑巧的是,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正在旁听该案的审理。审判结束后,拉古迪亚从旁听席站起身来,脱下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其他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出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及区域。”没有人能够想象得出那一刻人们的惊讶与肃穆,每个人都默契地捐出了50美分……
时隔77年以后,在中国北京发生了一起“最凄美的爱情故事”。
廖丹,一位北京市内燃机总厂的合同工,因企业倒闭而下岗。只多领了几个月工资的他回到家里,全家从此只能靠比他小两岁的妻子杜金领打工维生了。2007年夏天,在按摩院给人按摩的杜金领被查出患了尿毒症,而且很严重。透析,是唯一的治疗方法。杜金领每周要透析3次,每次420元,每月医药费就超过5000元。这一持久的开销让这个并没多少积蓄的家庭很快陷入更艰难的困境。夫妻俩省吃俭用一年最多2万多元存款还不够住院押金。廖丹去街道办希望给妻子办医保报销。但因为“爱人不是北京户口”,不能享受北京市民医保待遇。办北京户口,条件同样不符合。廖丹想过让妻子回河北老家报销医疗费,但妻子的身体经不起来回折腾。于是,他们决定自费透析。廖丹便东借西凑找救命钱,直到没有人愿意再借钱给他。
2009年末,为了继续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连说一句假话脸都会红的廖丹,私刻医院收费章、伪造单据,蒙混过关,四年间涉嫌骗取医院17.2万元透析费。2011年9月,北京医院因升级收费系统才发现此事,便报了警。2012年初,政府对特困人员救助报销费的比例提高了,廖丹决定停止逃费,开始正常交款。2012年2月22日,廖丹再次陪妻子去医院透析时,被刑事拘留。那时,杜金领才知道丈夫为给自己治病,私刻公章骗取医疗费用。她感慨万分、悲悔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