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谓

　　对用户个体而言，App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虽然会造成安全隐患，但若想就此维权，则不得不搭上大量时间精力，同时还要面对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等困难。

　　当下各类App已深度渗透到人们的工作生活中，从在线购物到线上就医，从出行购票到社交娱乐，不一而足。这些App极大便利了人们的生活，但一些App运营者违法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的乱象也层出不穷。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1件个人信息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多个案例与手机App有关，涉及领域包括在线教育、网络游戏等。

　　众所周知，依据我国网络安全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必须符合正当、合法、必要的原则，并应采取必要措施防止用户个人信息泄露。但现实中，一些App经营者法治意识淡漠，被个人信息蕴含的巨大利益冲昏了头脑，或过度索权、超范围收集用户个人信息，或不当使用、泄露用户个人信息，有的甚至将用户信息出售获利，导致精准营销骚扰、电信诈骗等违法犯罪现象频发，给用户生活安宁和财产安全带来隐患。

　　针对这些乱象，国家网信办、工信部等部门不断完善管理政策和标准、强化关键责任链监管，并多次启动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治理工作，这些监管举措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有经营者逆向而行。对用户个体而言，App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虽然会造成安全隐患，但若想就此维权，则不得不搭上大量时间精力，同时还要面对取证难、维权成本高等困难，因此很多用户不得不选择放弃。这也让一些App运营者更加有恃无恐。

　　面对这些情况，近年来检察机关不断拓宽公益诉讼案件范围，2020年9月，最高检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案件范围的指导意见》，明确将个人信息保护作为网络侵害领域的办案重点。而由检察机关就侵害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提起公益诉讼，可以起到远超个人诉讼维权的治理效果。

　　首先，检察机关可以借助第三方检测机构等专业力量，调查收集App违法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相关证据，有效解决用户个体诉讼维权面临的难题。此次发布的案例中，江西、浙江等地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益诉讼时，就通过引入第三方专业力量锁定了一些App违法违规收集个人信息的电子数据等证据。强有力的证据，既能让相关监管部门清楚认识到自己履责的不足，也能让App运营者心服口服地对产品进行整改。除此之外，通过引入专业检测机构，也能确保App后续整改切实到位。由此可以看出，检察公益诉讼所产生的治理效果远远高于用户个人维权诉讼所能发挥的能量。

　　其次，在公益诉讼制度框架下，检察机关可以运用磋商、听证、检察建议等监督模式，协同职能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加强网络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和监督管理，形成个人信息保护合力。以此次发布案例中的江西检察机关督促整治手机App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为例，考虑到App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监管涉及多个行政机关，存在职能交叉、监管部门层级不同等问题，检察机关不仅向当地公安、网信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对涉案App进行监管和处罚，也向通信管理部门移送了涉案App违规收集或使用个人信息的相关线索和证据材料，最终在多个部门的共同努力下，有力促进了当地App市场的净化。

　　最后，检察公益诉讼还有助于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的源头治理。以浙江温州检察机关督促保护就诊者个人信息行政公益诉讼案为例，在了解到多家机构用于商业营销的信息主要是从温州两家医院泄露后，检察机关除了督促相关监管部门履行职责外，还向两家医院发出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此后涉事医院通过加强信息查询权限分级管理、重要岗位人员定期轮岗等措施，完善了个人信息管理制度。可以说，这起检察公益诉讼案件从源头推动了就诊者个人信息的保护工作。

　　此次公益诉讼典型案例的发布，也向外界释放了一个强烈的信号——检察公益诉讼正在成为保护个人信息的利器。目前，数据安全法草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正在进行审议，检察机关不妨以此为新的契机，持续跟进监督个人信息保护领域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突出问题，办理更多有影响力的典型公益诉讼案件，不断增强执法司法合力，为公众个人信息安全提供更为坚实有力的保护。